汪 循 (1452～1519)，字進之，號仁峰，徽州休寧人。明弘治九年進士，授永嘉縣知縣，官至順天府通判。他一生篤志清修，不入俗，也不融于俗；正是抱著對世儒的極度失望，才“奉身求退，誅茅結(jié)屋于仁峰之下，養(yǎng)拙而自修”。汪循清譽滿天下，逝世后，一朝名流數(shù)百人為其書挽詩，真可謂國朝重器，滄海遺珠！汪循文章流暢平易，不事雕琢；詩亦清新疏簡，有道學氣；學術(shù)以朱熹為宗，有《登大鄣山》詩及《仁峰文集》傳世。
明弘治九年（1496），汪循寫了《煎茶》詩一首，詩前小引記述道：“徽出茶佳，可與宜興并，六安不如也，但造作欠工，而俗又不解煎，往往以萌芽者射利，自用者甚粗糲，且以瓶罌汲水，下茶置爐，漸藉漸添，直煎至晚，以應賓客，自飲亦如是。子從外啜佳茗歸，甚厭之。”從汪循茶詩的引述中，我們可以了解到，及明時，徽州茶葉的天然資質(zhì)不錯，“可與宜興(岕茶)并列”；但是，其制作工藝及飲用方法都比較粗糙；尤其是一些茶商，只是將萌發(fā)的茶芽用作貿(mào)易，而“自用者甚粗糲”；加之品飲方法不佳，煎煮時間過長，故難品嘗到茶的色、香、味……。而出生在徽州的汪循對于家鄉(xiāng)的茶是喜愛的，而且也十分關(guān)注；他將故鄉(xiāng)茶葉的境況進行了言簡意賅的描述和評價，想來是愛之情深，思之情切……。究其因，還是茶葉加工制作的技術(shù)問題沒有突破；所以，在炒青法問世之前，徽州茶沉寂了很長一段時間。
徽州茶自唐以降，一直是以產(chǎn)量取勝；雖然茶葉品質(zhì)也是甚佳，卻未能在與各地茶葉的比較中出類拔萃，主要是缺乏茶葉的“核心競爭力”乃至“品牌”或“名氣”；而這一現(xiàn)象卻一直延續(xù)到朱元璋“罷團（茶）改散（茶）”以后……。也就是在明弘治年間，徽州茶人運用各種不同的工藝與措施，終于使茶葉達到了“精於炒焙，不損本真”的效果；這就是在蒸青基礎(chǔ)上改進而成的、更臻完美的“炒青法”制茶工藝。當“炒青法”的代表松蘿茶，以它獨具一格的色、香、味、形，天趣備至的“瀹”飲方法，從而在茶葉的舞臺上縱橫捭闔乃至風靡世界時；它們就步入了中國歷史名茶和文化名茶的行列。而汪循詩中說的煎茶，則是一種泡茶的方法；是指煮茶、烹茶、煮茗，這是陸羽在《茶經(jīng)》里所創(chuàng)造、記載的一種烹煎方法。煎茶法的推廣不僅極大地提高了人們的飲茶興趣，也有效地刺激了茶葉的消費；同時還培養(yǎng)了茶人群體，推動了飲茶成俗及嗜茶成風癖的風尚。然至明洪武年間，炒青茶大興，撮泡法漸次形成，煎茶法開始沒落；縱然二三文人雅士偶然為之，然而器具不備、團茶葉茶未分，加之不諳茶法及煎點不力，煎茶法已名存實亡。所以，汪循的煎茶方法是落伍了，然對于徽州茶的關(guān)切依然是拳拳游子心，值得稱道。
中國文人歷來奉行“達則兼濟天下，窮則獨善其身”，由于理想與現(xiàn)實相去甚遠，故從“學而優(yōu)則仕”的參政之路轉(zhuǎn)向“退而求其次”的歸隱生活；文人汪循就是如此。而茶的清心、淡泊又符合汪循的這種心態(tài)，所以，他對茶的熱愛，不僅僅在于茶的本身，而是追求一種純凈、深遠及空靈的意境……。
